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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首例证券代表人诉讼案多处创新

            2021-07-22 11:09: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视觉中国

            “本案在涉众型民事诉讼上存在有几个方面的创新,如依托信息化技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如明确强化专业支持,比如中证中小投资者保护机构介入并聘请了专业的公益律师”

            法治周末记者 万文竹

            716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对许某等4名代表人代表230名投资者起诉ST辉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判决ST辉丰赔偿原告8720万元。

            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后,江苏省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

            “本案生效后,后续针对同一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提起诉讼的投资者,可以直接裁定适用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损失计算方法,既降低了投资者的维权成本,也为类似证券群体纠纷的集约化解提供了范本。”南京中院金融庭庭长黄伟峰说。

            近年来,证券群体纠纷的数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不健全的规则体系,以及证券群体纠纷之间的内生性矛盾日渐显现,南京中院此次判决的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又会给类似案件当事人的依法维权带来哪些启示?

            4名代表人代表230名投资者起诉

            企查查数据显示,辉丰股份全名是江苏辉丰生物农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从事农药化工生产的上市公司,系国家农药定点骨干生产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20191226日,ST辉丰发布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的公告,ST辉丰2016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3.01亿元,虚增营业成本3亿元;2017年一季报虚增营业收入6.86亿元,虚增营业成本6.78亿元;2017年半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0.75亿元,虚增营业成本10.62亿元;2017年三季报虚增营业收入12.39亿元,虚增营业成本12.23亿元。

            之后,辉丰股份股价连续下跌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陆续有多名投资者提出民事索赔,要求辉丰股份赔偿因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作为最高院指定的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试点单位之一,202058日,南京中院对该案启动了代表人诉讼并发布公告,经审查符合条件的权利人都可以登记参加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出台。对照新的司法解释,南京中院调整完善了工作方案,从案件受理到代表人选任、从实体审理到程序保障都进行了探索创新。

            权利人登记公告发布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有167名投资者陆续登记参加此次代表人诉讼。

            如何在众多原告中推选出大家信服的代表人?为此,南京中院开发了“推选代表人投票小程序”,通过线上和线下投票并行的方式,从167名原告中依法推选出3名代表人。南京中院又另指定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委派公益律师代理的1名原告作为代表人。之后又有63名投资者申请补充登记参加本次代表人诉讼,最终由4名代表人代表230名原告进行本次普通代表人诉讼。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两家投资者保护机构的参与也积极维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中,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原告代表人许某的委托,委派两位公益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南京中院委托,发挥其信息技术优势,为本案投资者损失测算提供了技术支持。

            “因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专业性较强,普通投资者很难自行对照法律规定明确损失计算方法。投资者保护机构对诉讼的支持,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公益’性质。”承办法官张晗庆说。

            关于原告损失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证券市场风险等其他因素对股价下跌的影响的确定是审理此类案件存在的共性题。通过判决,南京中院首先认定了辉丰股份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投资决策存在因果关系,应当对虚假陈述造成的投资者损失予以赔偿。同时,创新委托专业机构运用“同步指数对比法”对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扣除比例及原告损失金额进行测算,为今后处理此类案件确立了标准。

            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问题,该费用虽然尚未实际支付,南京中院考虑到代表人委托律师参加诉讼必然产生实际支出,该支出不仅有利于实现代表人个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维护全体原告的利益,故酌定被告承担3万元律师费。

            南京中院认为该判决充分体现了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的立法旨意,合理的律师费应作为被告的违法成本,也鼓励代表人按照市场化方法聘请优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以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北京市慎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江枫认为,本案在涉众型民事诉讼上存在有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为后续证券群体性纠纷采纳代表人诉讼的案件审判提供了权威的规则和判例指引;二是依托信息化技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三是明确强化专业支持,比如中证中小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介入并聘请了专业的公益律师;四是创新性的败诉方承担律师费制度,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投资者的损失。

            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创新

            “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引入,是为了保护广大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弥补司法实践中证券群体纠纷的制度缺位,构建和完善以投资者保护为重点、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特点的民事诉讼规则体系的当务之急。”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安东说。

            公开资料显示,新修订的证券法第九十五条首次引入了便于解决证券纠纷的“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这一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民事诉讼法中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证券法领域中的最新应用。该制度的实施将允许投资者依法推选代表人参与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即普通代表人诉讼)。同时,投资者保护机构在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的情况下亦可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即特别代表人诉讼),该类诉讼制度明确规定了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规则。

            20207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进一步细化了“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运行规则。

            具体而言,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程序要点包括: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启动程序、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代表人推选程序、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中的投资者保护机构、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诉讼费用分担。

            据悉,代表人的权限包括代表原告参加开庭、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提起或放弃上诉等,在推动诉讼进程和维护全体原告合法权益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普通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的推选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其一,确定原告名单。法院在确定权利人范围后,将通知权利人进行登记,参与登记的权利人均列入原告名单。权利人参加诉讼采取“明示加入+明示退出”方式。其二,代表人的推选。代表人的产生一般以原告推选为主,法院指定为辅。

            而在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投资者保护机构在接受50名以上权利人的特别授权后,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权利人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采取“默示加入+明示退出”方式,如果法院发布权利登记公告之后,权利人没有明确声明不参与诉讼,那么直接被列为原告。

            投资者保护机构由中国证监会管理,具有较强的公益色彩和行政色彩。目前我国共有两家投资者保护机构,分别是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保基金公司)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心),其中支持诉讼主要由投服中心负责。上海“匹凸匹案”是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案,是投服中心作为公益机构支持投资者维权的首例案件。

            普通代表人诉讼不足之处需完善

            记者采访获悉,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在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实践是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音响)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出台后,普通代表人诉讼的首次全面实践。

            2021511日,上海金融法院公开宣判原告魏某等315名投资者与被告飞乐音响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根据一审判决,被告飞乐音响应向原告支付投资损失赔偿款共计1.23亿余元,人均获赔39万余元。

            20208月以来,魏某等个人投资者起诉至上海金融法院,称其均系飞乐音响的投资者,因飞乐音响2017年半年度报告、三季度报告存在虚假陈述遭受损失,要求被告赔偿投资损失。

            20213月,上海金融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值得注意的是,截至本案开庭审理前,共有315名适格投资者申请参加代表人诉讼,涉及诉讼请求总金额1.46亿余元。其中,肖某、陈某等5名原告成为该案诉讼代表人。

            上海金融法院表示,飞乐音响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成功处理,为我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对于构建公正、高效、便捷的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引入能够较好地维护投资者的权益,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江枫认为,首先代表人的推选程序过于简单粗陋,代表人是否具备代表性也直接关系到诉讼效果的好坏,就目前而言,代表人的推选程序和预期效果存在较大偏差。其次投资者保护机构发挥的功效也有限,目前《代表人诉讼规定》中投资者保护机构参与诉讼的程序设计还存在不少疏漏。如,选定案件标准模糊、案件支持力度不足等。此外,诉讼费用的缴纳和分担机制降低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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